民進黨總統參選人蔡英文昨天接受本報專訪，暢談未來若勝選的執政理念，並且釋出重大政策主張。明年民進黨如果勝選，將推動不動產交易稅制的合理化，在自用住宅者負擔不增加的原則下，將針對投資性質的不動產交易所得，以分階段的方式，建立一個趨向實際交易價格課稅的制度。
增加資本利得的稅負
蔡英文說明，過去稅制結構與稅務課徵方式，最沒壓力的就是從受薪階級去課稅，受薪階級一毛也跑不掉，但是從資本利得與薪資所得在稅收中所佔的比例來看，薪資所得的部分一直在增加，資本利得部分一直在降低，因此資本利得稅必須重新檢討。資本利得主要來自不動產和股市，股市目前的證交稅已有若干程度資本利得稅的觀念在其中，因此短期內再調整的空間有限，但是不動產稅制的合理化，則應該積極思考。
她認為，國民黨的奢侈稅並沒有達到其設定的目標，既未平抑房價，也沒增加稅收，未來有關不動產稅制的合理化，會是一個很大的工程，必須要按部就班並且有完整的規劃，如果急就章上路，也會像國民黨奢侈稅一樣，沒有效果，反而引起市場短期的不安。
以合理稅制遏止炒房
至於民進黨要怎麼做？蔡英文說，針對投資性質的不動產交易所得，應該分階段建立一個趨向實際交易價格課稅的制度，在自用住宅者負擔不增加的原則下，一方面解決原本稅制的扭曲，讓從財產交易獲利的人不至於繳納過低的稅負，促進社會公平，另一方面也讓稅制更具備調節不動產市場價格和供需的功能，對於炒作高房價有一定的遏止作用。
但蔡英文也強調，若屬於本人、配偶或直系親屬實際居住的房屋，符合自用住宅規定的，也不要讓他們的負擔因為稅制的改革而增加。自用房屋是人民安身立命的地方，它的成本不能變成家庭的沉重負擔，但是如果把房屋當成商品來投資，那交易所賺的錢也應該合理課稅，這才符合居住正義與租稅正義。
她指出，現在房地產交易的資本利得課稅基礎是土地公告現值和房屋評定現值，這和市場交易價格是嚴重的脫節，讓許多人可以依靠買賣房地產來迅速累積財富，但繳稅的多寡卻和所得高低完全不成比例，這是台灣貧富差距不斷擴大的重要原因，甚至造成社會的兩極分歧。儘管改革這個制度不是容易的事，也很難一步到位，可是如果因為困難就不去碰這個麻煩，我們談稅制公平、縮短貧富差距都是空談。
蔡英文表示，未來民進黨若執政，會花上好幾年的時間，分階段建立趨向實際交易價格課稅的制度，逐步矯正這個扭曲的制度。首先要推動不動產交易價格登記制度，逐步建立可靠透明的不動產交易價格資料庫，做為不動產稅制合理化的基礎。
減輕薪水階級的負擔
她指出，接下來，在自用住宅換屋不增加賦稅負擔的原則下，以漸進的方式調整公告現值並檢討稅率，以避免增加一般民眾自用住宅的負擔，但同時又針對短期或鉅額交易，建立一個參考實際交易價格合理課稅的制度。最後在實際交易價格資料庫逐漸完備後，再研議將不動產交易所得稅與現行稅制進行整合。
蔡英文重申，都會區的高房價已造成了很多人的痛苦，也扭曲了社會價值，改革已經是不可迴避。民進黨的做法是分階段、穩健、合理的改革，必須讓人民的賦稅負擔更合理。增加資本利得的稅負，其實就是減輕薪水階級的負擔。
蔡英文：用人超越黨派 建立現代化團隊
民進黨主席、總統參選人蔡英文昨日受訪指出，當前台灣，最需要一個洞悉全球化所帶來機會與挑戰的領導人，其所領導的政府必須是現代的政府，必須專業、透明、公眾參與。未來如果能夠勝選，她將超越黨派用人，建立一個現代化的政府團隊。
問：妳認為台灣當前最大的問題是什麼？需要什麼樣的領導？
蔡英文：這個國家除了統獨外，還須面對在全球化過程中隱然浮現的階級問題，這是有別於幾世紀前工業革命所帶來的階級問題，以及全球化帶來的所得分配不均，這個情況愈來愈嚴重。全球化下或許台灣的經濟成長率可以維持在一定程度，但全球化會造成許多經濟活動外移，以致國內的失業與工作機會的減少更嚴重化。因此過去以來傳統公共政策的思考，已面臨到必須要有很大的改變。
- 傳統公共政策思考 面臨全球化挑戰
國民黨習慣的是六○、七○年代世界市場對台灣開放的年代，當台灣後面沒有新興國家競爭的思考，今天面臨全球化以及後面又有許多追兵的情況，因此必須要有個領導人，既熟悉全球化，又能在全球化中去定位這個國家所扮演的角色，這個國家的政府在應對全球化時，必須形成什麼政策，因此如果無法洞悉全球化的趨勢以及其所帶來國家的挑戰，就會造成政策應對的錯誤，過去三年即是如此。
國民黨習慣威權體制下的政府運轉模式，因此無法有效發揮民主政府的專業、透明、公眾參與等功能。現代化的政府，決策時間不長，而且整個決策的過程是在一個玻璃屋中進行，大家都看得到，大家都知道要危機處理，但是大家忘了危機處理必須端賴於對於這個國家整體發展定位的長期規劃，如果沒有長期的規劃，就沒有有效的、短期的危機處理。
- 馬政府缺長期願景 遇危機左支右絀
現在的政府是既無長期的規劃，也無長期的願景，所以它在應對短期危機時經常左支右絀，而未來的政府必須重建現代化政府的前述功能與特質，民進黨未來要公布的「十年政綱」，就是要從長期的眼光來看這個國家，這是最大的意義所在。
我要強調，現代化的領導人，第一要知道全球化的走向，也知道全球化對國家帶來的挑戰；第二，必須洞悉這個國家在全球化過程中應扮演的角色，把自己的國家放在最有利的位置；第三，必須懂得將在全球化得到的利益極大化，並且想辦法排除可能的風險；第四，必須具備長期性的眼光，並且就國家各項重大政策進行長期規劃，讓政府具有完整的思考；第五，其所領導的政府必須是現代的政府，必須專業、透明、公眾參與。
這有個好處，很多人以為一個領導人的決定，所有人都必須遵從，他忘掉了一個領導人的決定有兩個層面，一是他的視野，對事情的判斷，二是他必須有政治能量，他的政策可以被大家接受，可以一起執行的，威權時代，因為權力集中，所以具有政治能量，在民主社會，政治能量來自公眾對妳的信賴，或者公眾對妳的理念、價值取向的支持與認同，所以我們必須熟悉以公眾的共同參與來累積政治領導人的能量。我相信這樣的領導方式，是適合下一世代國家所需要的領導方式。
問：如果有機會執政，妳會怎麼著手實施？
答：首先必須要有穩定的執政基礎，我們在前一階段的執政，缺了這個東西，那時候國會未過半，執政經驗較為薄弱，那個年代累積政治能量的方式，比較是訴諸於民眾的某些認同，但下個階段就不一樣了，必須透過理性的說服來建構公眾對政府的信賴，一個人對眾人，是不行的，必須透過一個團隊。因此不是只對一個領導人的信賴問題，而是對這個執政團隊的信賴。過去，大家總把所有的目光集中在領導人一人身上，萬一領導人失敗了，就失敗了。
- 貼近多數人民期待 兼顧下世代人才
事實上，執政團隊才是累積龐大政治能量的地方，這個團隊必須要專業，必須代表著足夠公眾的信賴，這點在民主社會是很重要的。一個團隊要貼近絕大多數人民的期待，這個團隊也必須要有不同代表性的人在其中，才會產生較寬闊的視野。
至於我和其他領導人有何不同？其實我就是在這個背景下被這個社會找出來的，不是嗎？也就是說，我沒有強烈的政治背景。但是長期參與政府的工作，包括國民黨執政與民進黨執政，我都曾是團隊成員，尤其長期對外談判的經驗，使我對政府各部門都很熟悉。這個政府內每一位最菁英的人才都與我在政策上共同成長，例如何美玥，我認識她時，她是工業局副局長，當時我們就一起工作過。現在我們看到這個國家一些優秀的人才，多是那個年代培養出來的，我也是跟他們一起長大的。
因此，必須找個領導人熟悉這些人與事，來帶動改變，如果完全不了解，他沒有辦法改變，同時，我們也必須兼顧下一個世代所需要的人才，而這些人才不論所從何來，他們可以跨越政治屬性的思考，可以共同合作，成就這個社會所需要的各種改變。
問：更具體的說，如果有一天妳當選總統，會如何看待不同的政黨？
答：我們都覺得這個國家就是政黨的競爭，卻忘了政黨競爭其實是要成就國家重要的目標，如果沒有國家的目標，只剩下政黨的攻防，則對國家來講是消耗。如果執政者提出國家共同的目標，在這個目標之下，政黨去建構一個共同的平台，在這個平台上可朝共同目標走，在這個共同點之上還可有政黨間的相互競爭，而民主國家也必須留下政黨競爭的空間。
- 解決社經問題 台灣最大公約數
我們在過去廿年的發展，有關國家共同目標這件事，是沒有被確定的，因為先有統獨，後有藍綠，使得國家共同目標的集結是發生了一些困難，一個領導者必須找出這個國家的最大公約數，在這個公約數上去設定國家的目標，在這個前提下大家可以一起來努力，剩下的必須要有一個空間讓政黨進行攻防與競爭。
我們以前不是沒有人想要尋找這個最大公約數，但在尋求過程中也試圖去消滅政黨間的競爭的可能性，以至於政黨的自我存在要被消滅掉，沒辦法共同建構最大公約數，也有的情況是政黨的自己利益太大，以至於沒辦法參與最大公約數建構的工程，所以拿捏之間很重要，我們必須去找出最大的公約數，同時也保有競爭的空間。
問：妳覺得現階段台灣最大的公約數是什麼？
答：我覺得是全球化對台灣的挑戰。這無關藍綠，也無關統獨，台灣現在的社經問題，是最大挑戰的所在。社會的貧窮化，隱然浮現全球化後產生的階級問題，無法超越自己所屬階級的憤恨的感覺其實是愈來愈深，所以貧窮與隱然要浮現階級化社會的傾向，讓人感到非常不安。
而就產業與經濟結構，因為沒有魄力去打破現有的結構，畢竟這種結構是過去六○年代到八○年代累積的經濟產業思考，還沒有辦法打破，去完整建構新的思考，變成都在惡性循環當中，必須要打破這個惡性循環，去建構一個新的符合全球化趨勢的產業與經濟結構。
再來是社會的分配。社會分配如果不能用稅制、用國家的補貼與國家資源來達到公平的分配，這種不公平感，社會團結與和諧的最大破壞力就在這裡，這些問題都無關統獨，也無關藍綠，是大家都要面對的事情。
還有，這個國家要面對的問題，是國土山林的破碎，真的讓人到了心碎的地步，再講下去，還有更多要面對的問題，財政問題真的在惡化，如果這個世代不解決，要留給下個世代，留給正找不到工作的那群人嗎？
其實，從令人傷心的角度來看，台灣已落到這種程度了，才出現大家可建構國家最大公約數的情況，從正面角度來看，這些是我們最大的公約數，在這種情況下，建構最大公約數的可行性是存在的，但要領導建構最大公約數的人，必須深刻的理解、體驗與感受，不是像國民黨，凡是民進黨提出的政策只是跟進而已。
我們最近講很多東西，國民黨一直在跟進，例如我們要反貧窮，國民黨也說要反貧窮，他們也感受社會有這個需求。國民黨不是來自於貼近人民，有很深的感受所提出來的，或許國民黨與財團接觸很深，但國民黨從來不會給人民一個感覺，即很貼近人民，是能跟人民一起感受的政黨，因此「不管是在反貧窮問題，不管是國土山林的保護，不管是階級問題的處理上，居住正義、世代正義，這些都是民進黨講的東西，國民黨也照樣在抄襲」，再生能源議題也是一樣，在政策上一直跟著民進黨走，從正面角度看，這是社會最大的公約數，國民黨不得不跟進，但從負面角度來看，國民黨已喪失了探知社會最大公約數的所在，只能跟隨民進黨政策議題的走向，與其這樣，不如換一個政黨，能領導議題、貼近人民議題，更能有效執行這些政策。
問：大家更好奇，如果妳當選總統，會怎麼用人？
答：很多人說我是非典型，為什麼是非典型？第一，我沒有什麼政治的恩怨，第二，我不是從小立志要做總統，但我現在要做總統。我做總統的目的很簡單，我要面對這個社會所面對的問題，我要帶領這個社會走出現在的困境，這是我做總統的目標。我不是為了做總統而做總統，但在這個時候，我要做總統，因為這個國家必須面對挑戰，要有人領導這個國家面對挑戰。
我沒有個人的政治利益，但我有一個目標，要帶領這個國家去面對挑戰、去改變，在這種情況下，我用人只有一個目的，即他能符合我的目標，「超越黨派用人，建立現代化的團隊」。因此是功能導向，任務取向，認同這個價值，認同這個目標，所以，沒有藍綠的問題，也沒有統獨的問題，在這種公共議題，國內的社經議題做為下一階段執政總目標情況下，用人的範圍其實非常多元、非常大，而且以我個人的經歷，在台灣這個社會，政府體系也好，或者政府體系以外，我認識的人滿多的，社會上的專業人才，學術的菁英，我可能認識得比其他人還多，如何把這些人放在一個可以運作的政治結構裡，去成就有效率的團隊，這是我的責任。
問：所以將來妳的用人光譜，國民黨、民進黨、親民黨、台聯，甚至新黨，只要符合妳的目標都是延攬的對象？
答：當然都可以借重啊！我做過陸委會主委，當時在立法院時，面對各黨派的立委，四年做到最後，大家都相處得很好，重點在於共同目標的設定。其實，對於一個領導人，最大、最大的考驗是，我跟你可能有很多的不同，思想與成長背景可能不同，但我們可以一起工作，共同成就一件事情，我也一定程度通過這個考驗不是嗎？
陸委會在我接手時，很多人告訴我那是一個偏藍的機構，我當了四年主委，一般的評價也很好，後來我當民進黨主席，人家也說這是個充滿不同派系與利益取向的政黨，但三年多來我們也共同成就一件事，就是讓民進黨再起。只要共同的目標確定，能夠容納所有的人，進入到設定的團隊結構裡，讓他們發揮功能，這就是一個領導人要做的，領導人絕對不會說「你是我的人」、「他不是我的人」，如果領導人是這樣領導，有自己的恩怨、自己的利益，那他就不是一個可以領導有效團隊的領導人。
問：妳的副手人選會往哪個方向尋找？
答：副手人選不排除任何可能性，彈性很多，副手人選的考量要擴大社會支持基礎，穩定將來的執政，這個人選也適用前述的種種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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