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能更積極面對，或許更好 作者：蕭富元,林倖妃,李雪莉
選戰結束了，但她的旅程還沒有結束。
她的行李箱中，有六○九萬張選票，以及一雙雙溫暖的手、一個個緊緊的擁抱。讓她即使卸下民進黨主席，也無法轉身離開，因為感情太重、責任未了。
「對我來說，選完了，但我還在收尾，」 三月十二日 ，蔡英文卸任後首度接受媒體專訪，面對《天下》記者，她坦言，「我有責任把隊伍維持住，讓他們繼續保持信心。」
這在政治觀察者眼中，是要累積更大能量，再戰二○一六。線索之一，是她用選舉結餘款，成立自己的辦公室。
面對《天下》對宇昌案的疑問，她堅持要說清楚，也可以解讀是她在清理戰場，為下一場戰役做準備。或許她只是為了捍衛自己的清白，然而這也是種宣示：她隨時可以就戰鬥位置，再出發。
種種的揣測，都代表人們對台灣第一位女性總統候選人，仍有相當高的期待。問她二○一六年，她始終微笑以對，為未來保留更大的空間。
走出選舉的喧嘩，蔡英文辦公室，一如她的人，冷調。黑色的地毯將白色的椅子，襯得更顯眼。黑、白之外，沒有競選時鮮黃的「Taiwan Next」，也沒有柔和如風吹過草原的綠色。霧面玻璃大門，更是低調到沒有任何提示，讓訪客只能站在電梯前，猜想該去敲開哪一戶的門？
仍體貼、保護第三者
採訪時，她的態度輕鬆，談民進黨的未來、談如何面對愈來愈強大的中國，談外界認為她沒有說清楚的宇昌案。但只要涉及第三者，她都特別提醒要「off the record」（不列入紀錄）。
相對於她做決策、扛責任的明快，這是蔡英文對人的體貼，卻可能是作為一個政治人物的致命傷。讓外界常覺得她在重要關鍵上，講不清楚。
「當時選戰打得這麼慘烈，很多人都承受壓力，」蔡英文說，「既然我選前已經選擇保護他們，選後也不想讓他們過度曝光。」
沒有蔡英文的民進黨，不可諱言，因為缺乏實質領導人，可能是最脆弱的時候，也是處於最不穩定的階段。
尤其，在美牛和瘦肉精議題上，社會大眾不滿意執政黨的處理、也質疑民進黨的軟弱。但在蔡英文的眼裡，這才是比較成熟的態度。
因為民進黨也知道，她說，在美牛議題上，任何人執政都會承受壓力。因此不會像以前那樣反對到底，而是透過程序，做議題攻防，檢驗執政者。因為民進黨要扮演的，是在野監督的角色。
雖然，這是一個正在逐漸走向成熟的在野黨，但隱憂也已浮現：青壯世代領導人出現嚴重斷層。
民進黨未來的領導人，該具備什麼樣的條件？蔡英文說，她不會插手、更不會干涉黨主席選舉，「但是我常告訴青壯世代，要去做決定、去承擔責任，創造更大的公共財。」
雖然現在，她更喜歡人家稱呼她「 蔡 教授」，但是她心裡很清楚，當過民進黨主席、選過總統，政治人物的這個標籤，是永遠拿不掉了。她的人生，再也無法回到「 蔡 教授」的單純。
「我的政治獻金帳目，還有一些結餘款，按照規定，可以拿來照顧弱勢，」蔡英文還要運用她在選舉時，練就的小額募款功力，「將來社會需要的話，我可以透過公眾募款來幫助這些人，」她說。
至於做「董事長」？她沉吟半晌，「我是那種如果我能說服自己的話，就會無怨無悔去做的人。」然而，政治瞬息萬變，未來誰也難以預料。
蔡英文怎麼看民進黨的未來？又要如何和中國打交道？以及宇昌案中，她又扮演什麼樣的角色？她對《天下》一次說清楚、講明白：
問：民進黨提敗選檢討報告，你承認自己的領導力、及選戰策略確有不足，造成人民缺乏信賴感。是否可更具體說明？
答：這幾年民進黨的表現，對中間選民來說，還沒有符合他們的期待；可是也不能否認，民進黨這幾年變得更加成熟、更穩定。從早期的社會運動政黨，變成講究公眾議題、跟社會公義價值連結的政黨。
但必須承認，○八年後，一個敗選的政黨要重新開始，在短短四年之間，承載的任務很多。
它必須用選戰，一次次累積能量，同時發展新公共議題，變成一個關注社會、國家的政黨，以致內部必須做的重大改革，都暫緩下來。
領導人對黨的發展，會有優先順序和取捨。
不足的地方在於，很多需要進一步處理的議題，都沒有花時間做處理。例如，黨的形象要再加強，作為一個挑戰者，社會形象和信賴度，要超過現任者很多，才會贏得支持。
問：有人認為選制不變，國、民兩黨武力不對等情況下，台灣的政黨政治可能已走到了盡頭。你認為民進黨的未來在哪裡？
答：這次的選舉，我們的資源相對匱乏，不論媒體、文宣和組織，都是處於極端不對等的情況。但還可以拿到六○九萬張選票、將近四六％得票率，呈現成長趨勢。
接下來，對民進黨最大的挑戰是，成長的動能不要停下來。不論是新領導人或新領導結構的產生，如果領導結構穩定、動能持續下去，我覺得民進黨仍大有可為。
另外，社會也需審視。為什麼一個民主社會的選舉，政黨間的資源如此不對等？社會還竟然能容忍。
民進黨該貼近中國、找到籌碼
問：你曾說民進黨必須要更了解中國，這是否代表你認為民進黨的路線必須要有所改變？民進黨在兩岸議題和主張上，應作何種改變？
答：我的意思不是說，民進黨的路線或立場有甚麼不對。事實上，這次大選，首先，我提出台灣就是中華民國、中華民國就是台灣。雖然內部有些人不同意，但民調顯示大部份人都支持，。
可見，民進黨沒有路線、或立場上的問題。台灣社會現在最大的共識，是維持現狀；可是維持現狀不是甚麼都不做，因為外部的形勢在改變，中國的因素只會愈來愈強。另一方面，台灣也是一個從過去走向未來，變革中的社會。
一個變動中的社會，面對一個變動中的中國，要維持現狀，這個關係是動態的，不但兩邊在動，而且全球的形勢也在動。
處理上要有更堅實的基礎、更成熟處理問題的能力。這也是任何執政者都必須面臨的挑戰。
九二共識，或許從國民黨的角度來說，可以解決一時的問題。但它既然是個虛擬的東西，未來要乘載那麼大的兩岸變動形勢，其實是不足以支撐的。
我也承認我們的台灣共識，在大選期間，沒有足夠的時間做闡釋，擠壓了詮釋跟發酵的空間。
另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基石：兩千三百萬人民對於我們的未來，有自己決定的權利。
台灣共識就是在這三個基石上，慢慢衍生出社會凝聚的意志力跟基礎。
問：但在中國議題上，除了共識，還要有能力跟交流。民進黨跟中國的交流跟互動，在過去是少的。外界以為民進黨對於中國議題上是絕緣體，不夠了解，怎麼樣克服？
答：民進黨和中國的交流其實有，只是高階的領導跟國民黨一樣，沒有辦法去，所以就必須要用自己人的經驗，去累積所需要的資訊、再加上專家的判斷，去形成政策。
我希望在態度上，民進黨可以更積極地面對這個問題，不要怕引起內部的路線之爭，或者怕被中國統戰。
談判久了都知道，要累積籌碼，一定要貼近你的對手，才知道你的籌碼在哪裡、從哪裡找到你的立足點和施力點。
我不記得簽過那個公文
問：總統大選中，你認為自己處理宇昌案的方式是否正確？是否影響到選舉結果？
答：我們在選舉中所做的民調，在支持度上，沒有很顯著的變化，衍生了信者恆信，不信者恆不信的情況。
所以我的競選團隊認為，在這種文宣和媒體能量下，戰場可能會被耗在那裡。
我後來回想，作為一個候選人，必須面對很多人和問題，在時間跟資源有限的情況下，如果能更積極應對，或許是較好的策略。
問：選戰中，有人批評你不願接受各方檢驗宇昌案。為何現在願意面對？是否在為二○一六年總統大選做準備？
答：二○一六還很久，現在講還太早了。
畢竟我是一個，老實講，有人說龜毛的人。大選時我都忍下來，因為選戰必須持續進行、不能失焦，整體的資源要放在最重要的戰場上。
但是我還是要講清楚，這是個人清白的問題。選戰結束，社會回歸到比較理性的狀態，沒有選舉的過度攻防，比較容易把事情講清楚。
問：社會質疑你沒有利益迴避，在擔任副院長期間，批准國發基金投資宇昌，之後又擔任宇昌董事長？
答：當時政府的政策，傾向引進外國大藥廠，到台灣來投資。在行政院我真正接觸此案，就是何美玥在○七年二月九日，簽呈院長核定的公文，也是向Genentech爭取授權新藥研發的案子。
做為一個副院長，要看的是政策合理性。Genentech是世界最大的製藥廠，而公文內容，是要授權中研院院長翁啟惠跟Genentech談判。
這公文既然有合理性，我就簽字了。在我批公文時，根本沒有宇昌公司，我也沒有意思要參與，完全是副院長對公文合理性的評估，跟我的政策角色扮演。
其後， 三月二十一日 何美玥第二件公文，只是進度報告。對我來說，當時所簽的公文就那兩件：一個是授權；一個是進度報告。後面的發展，我也沒有完全掌握。
八月底，宇昌公司成立時，我才決定擔任董事長，所以無所謂「自己批給自己」的問題。
其實在做決定時，我真的不記得我簽過那個公文。但是我也夠小心了，我去問行政院副秘書長、和人事行政局局長，有沒有旋轉門的問題、有沒有利益衝突的問題，答案都是絕對沒有。
「生技條例」是中研院起草
問：當時，你是否知道南華生技已針對同一藥品，向國發基金申請補助？後來，外界評論宇昌吃掉南華，你如何看？
答：南華生技是○五年就開始的案子，決策的來龍去脈，我真的不知道。
我怕自己的記憶力有問題，還去問過當時經建會主委何美玥等人，他們說沒有。因為，南華案是藥品製造的投資，而宇昌則是新藥研發，兩者並不相同。南華案要是有經過我的話，國民黨早就拿出來了。
問：外界以為，你努力推動的「生技新藥產業發展條例」，是為之後的宇昌鋪路？
答：○七年五月，我從副院長退下來。五月底，跟翁啟惠院長聊天，他說想要推動生技發展條例，突破台灣發展新藥的瓶頸。我認為這是一件好事，大家一起來幫忙。
這個條例是中研院起草的，他們擬好後，再加上陳建仁跟何美玥的意見。我覺得這條例對國家有利，應該藍綠一起提案。不論由藍、或綠提，到最後會變成是藍綠對抗，所以，我就帶著翁啟惠跟陳建仁去拜會長期關心生技業發展的立法院長王金平，由他來推動立法。
生技新藥條例，完成立法是○七年六月，而我是七月到美國後，科學家們才開始遊說我，參與生技發展。宇昌公司則是到八月近下旬才成形，絕不是為宇昌公司量身訂做。
問：宇昌案的另一個重點，是程序超乎常理。經建會以極機密文件，六天就專案核准國發基金投資宇昌、國發基金七天就撥款、「生技新藥發展條例」九天就完成立法等等。你如何解釋這些不尋常的現象？
答：這分兩個部份，一個是行政程序；一個是這案子的特殊性。行政程序要怎麼走？開發基金的程序要怎麼走？以及立法程序，都不在我掌控的範圍。
相關行政程序走得特別快，在於這個授權案的特殊性。Genentech在一月下旬有意釋出專利技術，因為是競標，就被列為極機密。但行政院核准後，卻因籌資不順，面臨破局。我是八月從美國回來後，才被告知有重新談判的機會。
撥款的速度快，是到了八月中旬，這個事情重新談；而我八月下旬才決定擔任宇昌董事長、並開始籌組公司。Genentech通牒，必須在九月第一個星期完成簽約和談判。
所以公司成立的速度要很快，從募資籌組、開發基金撥款到公司設立，都壓縮在兩週內完成。
問：你曾說家族投資宇昌公司，是扮演救援資金的角色，但為何非蔡家不可？而且，蔡家先投資台懋生技公司（TaiMed），再轉投資宇昌公司；之後台懋公司又向國發基金申請投資台懋生技創投基金，並預付十三．二億管理費，更讓外界質疑有圖利蔡家之嫌。你如何釐清蔡家在宇昌及相關投資案中的角色？
答：這個案子 二月九日 核准後，到 三月二十一日 報告進度，其實他們第一階段就去募資，但沒有成功。到八月，去找那些本來有意思要投資的，一個個問，還是湊不起來。
但是公司急著要成立，沒有辦法下，我去找我哥哥，說服他勉強同意，先成立台懋生技公司、再轉投資宇昌。但台懋的董事也不是我們家族的人，就代表他（哥哥）根本不想管，純粹是出資。所以我才公開說，民間資金到了，我們就退。
台懋是照科學家的建議，做一個生技投資平台，投資新藥、醫療器材的研發。要成功必須有創投基金，所以，我們才著手進行後續台懋創投公司計劃。也獲得國內學術界、及產業界有聲望的人首肯，擔任基金管理團隊的技術、及經營管理顧問委員會召集人，並向國發基金申請投資。
當時去國發基金申請台懋，原來募資規模是六十億元，後來改成三十五億元，其中保留作為營運管理費用，原來是十三．二億，後來是七．四億，另外的二十七．六億用於投資。
平常這七．四億是放在信託帳戶裡面，做現金管理，逐期撥付給基金管理人，如果有孳息的話，也是公司的。
在產業界，這種創投基金運作的方式，是很平常的事，因為生技投資高風險，回收期較長，如果資金全部用於投資，會無法確保管理費能否按時收取。
但這部份我是有點氣憤，因為政黨輪替後，行政院也曾確認過本案，我們撤案後行政院推動台灣生技起飛鑽石行動方案，也有類似基金，而且幾乎是同一批人。但卻有人說得好像是我們家族拿走十三億，那個時候真是有口說不清。
問：你在○七年五月卸任副院長、八月就擔任宇昌董事長、十二月還召集官員到住所，向你簡報創投審查事宜。這過程讓社會有強烈負面觀感？
答：我們很短時間成立一個公司，公司登記在律師事務所，但辦公室要放在哪裡，科學家們各有各的意見。後來總算找了一個地點，但需要時間裝潢。因此十二月底裝潢完成前，我的家就成為辦公室，契約簽署、董事會都是在我家開。
開發基金是投資人，我是董事長，我在公司的「辦公室」跟投資人交換意見，有什麼不對？這是可以受公評之事，我們現在很多事情都是時空錯置，你跟著時間軸走過來，就能理解。
未來，我不會更保守
問：你曾強調擔任宇昌董事長並未違反「旋轉門條款」，但瓜田李下，現在來看，是否缺乏政治判斷？
答：我覺得這不是政治判斷的問題，因為老實講，那個時候我從頭到尾都不是政治人。
我擔任宇昌董事長，完全是被科學家們感動，而且在時間壓力下，我若不同意或家族不出資，和Genentech的合作就可能破局。為推動生技業發展及考量整體利益，才承擔責任與風險，可能是我做事一向有使命感、也不精於計算政治利害。擔任民進黨主席後，看來才比較有政治味。
坦白講，我並不後悔，因為這是做對國家有利的事，如果時光倒流，我還是會做同樣決定。未來，我也不會比較保守，做為一個政治領導人，真的要勇敢，但是要懂得保護自己。
問：卸任黨主席後，你的下一步是什麼？
答：我到現在還在謝票。這一次的選舉，我們支持者出錢、出力、出感情，所以我現在做的事情是感謝。我也覺得，蠻對不起他們的。但畢竟我是候選人，有責任把隊伍維持住，讓他們繼續保持信心。這是我現在要做的事情，至於其他事情以後再說。
問：未來沒有一個位子，你怎麼維持隊伍？
答：我會盡量做民進黨做不到的事情，就是擴大與社會面的連結。因為，擔任黨主席的時候，還是有限制。民進黨的群眾都是基層的大眾，知識份子面還要再擴大，對社會的其他組織跟運作，必須做更好的連結。
(整理記錄／林倖妃、白詩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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