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住機遇，尋找台灣的Momentum

二十年前，我剛在英國的倫敦政經學院拿到博士，那是一九八○年代中期，我回到國內教書，那時也正是我國對美經貿談判高峰期的開始。

我還記得，拿到學位後，校長召見我，我身上的穿著還十足學生模樣，但校長以一種期待的口吻，稱呼我是「Young and Promising Scholar（年輕有為的學者）」。但那天稍後，我走在街上，穿越一個路口，差點被一輛疾馳而過的汽車擦撞，車子激起的水花濺濕我的衣服，那駕駛還咒罵了一聲「Stupid Woman（笨女人）」。這兩個場景反差太大，我心裏暗忖：「我的人生怎麼會這樣？」


那一天，這個有些荒誕卻又十分寫實的反差鏡頭，就似我當時看到的英國與台灣的縮影，國家的興衰與人生並無二致，往往是跌宕起伏的，重要的是抓住機遇，找出對的策略，堅定而準確地領導。


英國在八○年代初期，才剛走完七○年代的困頓。七○年代的英國，社福支出開銷很大，工會勢力也很龐大，整個英國社會沒什麼競爭力，加上石油危機，是英國經濟最困難的時期，很多礦場倒閉，電視新聞上最常看到的字眼就是「Pit Closure（礦場關閉）」，八○年代初，就是英國經濟從谷底轉型，正要往上的時刻。


如果可以以一個字描寫那個時期，那個字就是「Job（工作）」。有一些字眼能觀看那個時期，如「Inflation（通貨膨脹）」、「Minimum Lending Rate（最低借貸率）」或「Sunday Trading Law（周日交易法）」。可以說，當時英國處於遽變前夕，正在歷經轉型的痛苦，無論是政治或經濟，都在調整、摸索，人心是不安與憂慮的。


而我從那樣的英國回到台灣，或許當時的英國與如今的台灣有些相似，但二十年前的台灣，同樣也正在尋求突破。台灣在當時已透過多年的外銷產業迅速累積財富，台灣擁有很強的加工能力，但卻停留於開發中國家的經濟形態，國內的市場也受到高度保護，但世界正在告訴你，你要開放市場。


台灣當時仍是強人政治，民主運動才剛萌芽，表面上似乎是內、外同時面臨艱巨挑戰。反思當時的經驗，很弔詭的是，正由於反對勢力仍不足以動搖執政者的政治權力，反使得經濟改造獲得政治力量的支撐。換言之，我們還有足夠的「Political Capital（政治資本）」，似乎應該慶幸台灣因政治權力還算相對集中，而得到一個相對比較平順的轉型。


當時行政部門必須處理兩件事，一是談判，一是解決內部的政治壓力。我說政治權力集中，意思是執政者有足夠的政治力量去維繫行政體系，當時，我們可以感覺，一個國貿局長就很大了，因為是強人政治，它的政治權力可以下放。若是已進入民主政治常軌，任何政黨贏得執政權，都只是「Win Marginally（有限的勝選）」，是在很小的範疇內贏，它得面對在野黨很大的挑戰，政治衝擊將大得多，決策層級得不斷往上移動，反而可能難以因應挑戰。


因緣際會，我只因為台大學妹臨時生病，在八○年代中期涉入與美國的貿易談判，九○年代正式加入政府的談判團隊，台灣開始尋求入關（GATT）或稍後變成入會（WTO），而入會幾乎是台灣當時經濟榮枯興衰的重大關鍵，台灣走了一條正確的路。從雙邊到多邊談判，任務繁重、挑戰嚴苛，有一個場景可以說明當時的壓力。我們在談判時，經常會以經濟發展尚未成熟要求對方的諒解，有一次我方說我們還在「Kindergarten（幼稚園）」階段，但美國的談判代表卻回說，「I Thought You Were Bidding for Ph.D.（我認為你們應已在修博士了）」八○年代末到九○年代中期前，原還在談判中處理的毛衣、鞋類，這些產業突然都不見了，台灣還開始遭遇「Unemployment（失業）」的問題，這跟先前講的英國情況就有些類似。而產業外移也呈現南北差距，由於高科技產業集中於台灣北部，中南部多以傳統產業為主，受到外移的打擊相對較大。


進入公元二○○○年，我開始兩岸關係的工作，但兩岸間的談判跟經貿談判有天壤之別，我接任陸委會主委前，就有很多人提醒我這件事。但我到現在還認為，如果兩岸能在WTO（世界貿易組織）的架構下商談很多事務，就能較不受政治干擾，透過既有的機制解決很多問題。


生命歷程的遽變難以預期，我後來竟又參與生技產業，其實台灣不是現在才開始談生技產業，而是已一、二十年了，但台灣缺少一個「動力」，就是英文說的「Momentum」，我們必須創造一個平台，或說是一個轉化的機制，讓這個Momentum能夠發生。舉新加坡為例，世界許多重要藥廠都在新加坡設廠，而新加坡是以政府的力量去推動，他們有一個國家投資公司，叫做Temasek（淡馬錫）作為這個產業的推力。而中國、印度則是因為人口眾多，且市場廣大，因此集中於各種名藥的生產上，韓國也在急起直追，台灣的Momentum呢？



我認為要有一個大型的商業機制或是組織來帶動，將過去台灣科學家已有的研發成果產業化，幾個月前通過的生技製藥發展條例可算是這個機制，這是一個正確的方向，就是讓科學家與資本家在一起工作。由於生技製藥風險很高，必須要能創造機會、降低風險，這靠的就是科學家及經營團隊，他們能協助降低產品的技術及商業風險。


依靠電腦產業享受二十年榮景的台灣，未來二十年究竟該靠什麼產業作為經濟引擎呢？我認為有二：一是生技研發及製藥，一是通訊。生技可以改變很多事情，而通訊則是因為它更直接地介入人類的生活，可算能永久性發展的產業。



但通訊產業靠的不只是工程師和製造能力，台灣人還缺少一個東西。通訊跟人的文化是很有關係的，我們必須對世界各種文化有深刻的認識。當我們試圖找尋下一代的消費者在哪裏，我們該掌握的就是文化習性，而我們得有能力去認知它。過去台灣是一部傳真接收機，訂單進來卻不知訂單為什麼會來。


如果台灣不能有跨國界的文化感受能力，我們的經濟發展將會受到嚴重限制，產品研發的最初始就是文化，文學、藝術都是人類文化感受的體現，所以為什麼我先前要談到翻譯的功用，但更進一步，我們要能「Expose（暴露）」在外部環境的機率愈多愈好。譬如就將自己丟在外國，在那裏求生存、自力更生，就會更增進我們的視野。


但讓人憂慮的是，台灣陷在政治的漩渦裏，我們應一起改革現有的體制，而不是停留在現有的結構中互相指責。


政治人物甚至對於社會大眾要有這樣的認知，如果再繼續對立，我們的情況會更壞，我們必須共同為歷史負責。或許要到壞到不能再壞，這種共同危險的認知才會出現，但為什麼一定得等到那個時候呢？?我仍然對台灣有信心，畢竟台灣的人民是這個區域中教育水準相對較為完整的，而我也深信因歷史而起的對立終究會解決，但我真心希望這一天能早一點來臨。(黃國樑整理)